綜述華夏史 優劣作品評(所論其一)

來源:漯河網 時間:2020-04-14 09:16:00 點擊: 今日評論:

  作者 孟巍堅

  當綜述華夏與講史這項用意,它藴藉着回光的返照,並折射今天為人處世的借鑑——即舉出國家盛衰兩重天之事,首先從上古堯舜禹湯來説,由於歷史久遠,文字記載細節不全,從筆談好與壞的差異,總感使人心靈上有着朦朦朧朧,思維存在有些含混不清與其模稜兩可的認識,並寄予將此是非難矣辨明,今雖能識別一些大體首尾,但從字裏行間中的微言大義與歷史演變,它所形成的是非曲直,尚在恍惚之中,故對此便不能一一加以釐析與品評;為此僅將唐代盛世,具有德才而賢達之仕,卓有治國理政之效並加以敍述列舉,方與唐代後期所殃五代十國之亂,予以作出前後對比。

  五代十國是居於戎馬生涯馳騁於世的草莽無知的好鬥者,它便是沙陀部人與北湖人的羣體鬧中原;致使國無寧日百姓流浪,皆望家室無存而背井離鄉,關鍵在於人的素質——德不修,為人欠缺文化與禮制,便體現出華夏文明國度的倒退,他在戰亂的割據中,僅憑魯莽之勇,互相交爭利,實為矇昧無知,所殃起的大災大難,其罪責難逃,中原之民無不稱他們國賊而已。

  從五代與盛唐相比,舉世所知的“貞觀之治”,即在於治國理政的賢良達仕,其房玄齡、杜如晦即是當代宰相,二人皆博古通今而滿腹經綸,饒有耿介大節,為國操持殷勤,方凸顯唐代貞觀之治的政清人和的太平盛世;從房玄齡在職為相,其人勤奮力強,尤謂明達吏制,其功居第一,史稱為良相,當時被冊封為“梁國公”,自從盡力一切政務外,他還兼修《國史》而又專著《晉書》,並以史為鑑,舉其歷史前愆弊端,開拓光明未來的遠見;只因他治國事業的卓著,臨終諡號“文昭”而殯儀特用“東園祕器”當顯為世人皆知。

  其次是貞觀年間的杜如晦,該人素有聰悟而讀文史,饒有應辯之才,多為棟樑之用,往往從事經國大業,相應有着運籌帷幄之謀與決策致勝之效,並使大眾心悦誠服同心嚮往不悖,於是將他圖像于丹青為十八學士,遂又在貞觀十七年(即643年),將其繪像登於凌煙閣,而杜如晦冠於首席,故此諸亮為之點贊:“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十六個字;自房、杜為相以來,從二人的特點看,如晦善於斷,玄齡善於謀,他們治國理政的配合,深得相契,所以獲得了唐代太平盛世的“貞觀之治”,而天下之民無不樂於此。

  而後迄至唐代開元,亦稱之盛世曰:“開元之治”,其選用人才仍重在賢良方正而為國治理,當時為相者,便是姚崇與宋璟二人,論其功績不可忘;正由於他們生平素來講究耿介大節的可欽和用人開闢選賢任能的前後有序,從而理出萬事之正,融溶政通人和之暢,故世人所稱“前有房、杜,後有姚、宋”的美談。從姚崇能善應變以成務,宋璟且善於守文以持正,綜其文深厚德,其國又何言而不興?!只緣宋璟能工詩、善賦,竟被冊封為“廣平郡公”,為此他遂著有《梅花賦》,並以推已而影射為花卉【九江到香港快遞】 型像的骨本崢嶸;於此皮日休看後而嘆曰:“餘疑宋廣平鐵腸石心,然觀此賦,清便富豔,殊不類其為人也”。基於房、杜,姚、宋四人為相中,便不難看出他們的錚錚鐵骨與耿介凜然,為此無不使人對他敬畏而功高彰顯,所以唐代的貞觀與開元五十年來的盛世,且在於該四位良相捨己為人的大公無私的品質,從一心治國的理念,做出了事績非凡,名垂史冊、光耀人間。

  但進入唐代後期,國家步入政局不穩,社會逐漸淪落而凋弊,百姓所遭喪亡之苦,藩鎮割局的此起彼伏,致使流離失所不斷,則如唐元和時的中原吳元濟的叛亂;當事起於元濟之父吳少陽之死,而元濟有野心掌管淮西節度使兵權的圖謀,隨向皇上申報,竟遭皇王不允,使他怒而犯顏,即在元和十年(815),他竟派人刺殺宰相武元衡,隨又刺傷御史丞裴度,以極其敗壞的他,又縱兵焚燒舞陽、葉縣,此時並威脅洛陽的安全;從而引起皇上與裴度之恨,由長安京城皇上下詔,令裴度帥軍討伐蔡州吳元濟,即在元和十二年(817),裴度便揮師進駐郾城,並與李愬計議軍事,既定夜襲“懸瓠城”(在汝南北二里),於此夜半囲城活捉吳元濟,而後將他斬於長安;由此殺一警百,便結束了地方藩鎮的叛亂。即在初步穩定之時,遂又發生宮廷內部產生政見的不和逐漸孳生一種由宦官專權而獨斷,當時的唐憲宗李純便是因病被宦官名曰服藥卻暗中下毒死去,另立唐穆宗李恆為傀儡皇帝,旋後以走馬燈式的新皇更替,自穆宗到敬宗,從敬宗到文宗,歸根結底皇王實權掌握在宦官手裏,致使唐末內憂外患之多,隨發生武人驃悍勢力的勃然崛起,此時地方文官已跌入無用之地,尤顯藩鎮與沙陀人的猖獗,燒殺掠奪中原財務肆意為極點,這便是“五代十國”大混戰;論五代——梁、唐、晉、漢、周;他們無不以騎射馳騁千里,縱其兵燹而殺戮餘生,他們大鬧開封與洛陽,莽然雄冠於當世;首起梁國的便是朱温於開封稱帝,當初他以假惺惺的侍從唐帝,被賜其名曰“全忠”,一旦權利在手,其人稱帝野心畢露;但念該人不識文字的魯莽,他缺德少才的粗野必然暴露,不久他竟被兒子朱友珪殺害,這便是朱全忠都開封建立梁國為王的下場。其次是唐、晉、漢、週四國帝王的短命,前三者均唐沙陀部人,其粗野好戰,即無儒學文化而缺德少才一貫魯莽成性,舉止強悍而成風,他們先後於洛陽、開封稱帝,如後唐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就是從事掠奪,貪財如命的傢伙,方稱帝在洛陽,國號唐,不料竟被宮人郭從謙暗中用亂箭射死。接着又是沙陀部人後晉國王石敬瑭,從該人的卑鄙齷齪來説,他曾作出屈膝諂媚於契丹國王,一生甘做契丹地位低下的一個“兒皇帝”。及至後漢還是沙陀部人的劉知遠,當稱驃悍的他,仍廝殺於中原而倉促在開封稱帝,果然時間不長,於爭戰中而旋死,僅在位一年。與此同時方興的後周郭威又驟然舉兵隨於開封稱帝,由此他鑑於前愆之混亂弊端與粗野的敗壞,他雖做出了一些改革的功效,但父子三代稱帝不足十年,趙匡胤即在開封陳橋發起兵變,從而取締後周,建立了北宋政權,遂結束梁唐晉漢周的嘶殺蠻悍。於此同時不得不提出西蜀王建在成都稱帝,只緣地域與中原相距之遠,但時間均發生即在梁、唐之間;其王建又是何許人也?從該人的身世看“其家寒微,先世賣燒餅維持生計,後他以屠牛、盜驢、販賣私鹽為事,里人稱他賊王八”。從究他為何地人,其史載有三説:一是宋太祖開寶七年(公974)成書的《舊五代史》卷136首載:“王建是陳州項城縣人也”。歐陽修撰的《新五代史》卷63:“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宋神宗殿中侍御史張唐英撰的《蜀檮杌》首卷載:“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川郾城人,後徙居項城”。從該三部史籍所載證明,當判定王建原是一位社會上的流離分子,其人生活有着不定的居住與徙居,基於如此三史所載並非虛妄而全為事實;從記載他往來行蹤,即有舞陽、郾城、商水、項城、上蔡、汝南、平輿等地;同時《蜀檮杌》還言他:“流浪汝潁二水之上,漂泊生涯,並無固定棲息”。又言他剽盜之事,被重罪繫於許州監獄,為此獄吏見此人——隆眉,廣額,七尺高的狀貌可偉而言其膂力過人,便予以縱之,方去武當為為僧道;他自獄中脱逃後,遂奔武當山,見洪道長而受其勸解,他頓然於迷途知返,當時他又投奔蔡州忠武軍,從此方悟要立志改弦易轍,並贖個人前愆,從而在軍營立下了大功而當上了都頭,由長安轉戰四川帶兵進駐成都,時擊東又平西,乘勝削平各個地方勢力山頭,即在五代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公907年),他稱帝於成都建立蜀國皇帝,今究五代帝王行跡,泯然不見遺址,其倖存唯獨十國西蜀王建的“永陵今所在”(即成都西郊),該陵墓如今世人瞻仰不絕遊人不斷。

  總之唐末與五代的戰亂君主,他們均屬戎馬生涯而如此驃悍勇猛的鬥士,為國執政,尚缺文化知識的忖思與其哲學運籌上的判斷,所以他們呈現出舉止粗野為政短命即在於此。

  最後,綜其全文前後,再作一對比,從貞觀年代的十八學士,與其貞觀、開元盛世出現的賢良方正四位宰相,即前有房玄齡、杜如晦;後有姚崇、宋璟,他們的卓著政績,哪一位不都是經綸滿腹文深智博而運籌多謀,且富有哲學推斷的理論家,與其政治家,無不堪謂封建時代的千載獨步,為世人所愛戴與敬仰的千載古人;並闡述唐代前後執政者兩類人的結果與其下場的悲劇。

 

國際儒學聯合會                                 
                       頒發證書獲獎者  孟魏堅
中  華  書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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